【非洲黑人的广州梦 外媒:至少2万非洲人在广州追中国梦】中国对外来移民的管控越来越严，但利益驱动下，仍然有大量非洲人通过合法或非法的途径涌入广州。

38岁的Felly经营一家跨国贸易公司已12年。办公室位于小北附近一栋破旧大楼的17楼，只有一个文员在帮他处理事务。自2003年第一次到中国，Felly的家和公司就安在了广州小北。

此前，Felly的叔叔早于2003年已经到广州做生意，收入还不错。Felly追随着叔叔的步伐来到广州，一待14年。他如今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身份——刚果（金）在广州的民间大使。

2008年，梁玉成去英国参加联合国会议，讨论的话题是50年以后的全球移民问题。

梁玉成说，长期以来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数量，是世界上第二大移民输出国，极大缓解了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问题。发达国家已经意识到，当时的中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，50年以后将进入老龄化社会，需要大量输入年轻人口，将和其他发达国家去世界上“抢”年轻人。

“这次会议对我有很大的启发。按照人口学的推演，中国有一天将会不得不引入移民，所以我觉得可预先做一些研究。”梁玉成回忆道。

2008年大量的非洲人已经开始在广州聚集，所以梁玉成采用受访者驱动抽样方法研究这个问题。“这个方法专门研究隐藏群体和稀少群体，对这些群体进行抽样和大规模调查。在我的受访者中，近一半是非法居留的非洲人。”

2010年之前，从广州搬到黄岐的非洲人住在更靠近广州的江滨大道、黄岐步行街周边。但2010年广州亚运会后，佛山响应广州号召，也开始加强清查力度，并对非洲移民的小区进行频繁搜查。

李志刚指出，2010年中旬，大量的非洲移民离开佛山，为了避开警察，持有居留许可证的非洲移民则选择远离，去更隐秘的城中村居住。

2010年后，在黄岐，非洲人的聚集区躲进两公里外的北村和中村这两个城中村里。

但这并不是这些非洲人最终的落脚点。

2012年深圳大运会、2013年新移民法的实施、2014年非洲埃博拉病毒的肆虐，每次大事件发生，相当一部分在穗非洲人都会更小心地躲藏起来。

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非洲人告诉界面新闻记者，他知道同胞里有一些非法移民。“在不同的时候，被警察拦截的风险不同，通常凌晨、深夜以及午饭时间，是最安全的时候，此时警察少。”所以很多人选择早出晚归。

从2008年开始在黄岐开出租车的袁师傅经常搭载黑人乘客，他回忆称，“没有身份（签证）的非洲人是不敢坐公交和地铁的，他们一般三四个人拼一台出租车。早上从黄岐去广园西路，晚上九十点钟再回来。广园西路离黄岐不远，打车不会超过30元。”

晚上10点的黄岐镇泌冲村，非洲黑人的身影在街上逐渐增多。他们也经常在岐海苑对面的大排档吃夜宵喝啤酒。

根据梁玉成的研究，在2010年前后，在穗非洲人数量达到了近年来最高峰，估计当时的数量约有5万人（包括合法和非法居留人数），但是他没有透露合法与非法居留人数具体比例。在穗的非洲人中尼日利亚人占比最高，尼日利亚人中主要是伊博族人。

伊博族是尼日利亚人数最多的民族，他们曾经想独立（比夫拉战争）但失败了，损失惨重。伊博人在其国内没有政治主导权，被赶到贫瘠的山区。但是伊博人很聪明，被称为“非洲的犹太人”，他们在全世界寻找商机做生意，大量迁居国外。

2010年前后，有专家统计在穗非洲人数量约为2。5万人（合法居留）。梁玉成告诉界面新闻记者，也正是这个2。5万的数字成为后来大家误解在穗非洲人数量的主要依据。因为按照发达国家社会学统计的算法，总移民数等于合法移民数乘以8。所以当年有研究者用2。5万乘以8，得出在穗非洲人总共有20万人，也对媒体说了这个数字。

“但是这种统计方法计算，忽略了中国的国情。因为中国的警察相较于西方警察，执法权更大。比如，美国的非法移民走在街头，如果没有犯事一般警察不可以查他，但是在中国是可以的，所以中国的情况绝对不能乘以8。”梁玉成认为，这些年由于监管更为严格，出现了非法移民郊区化的情况。

非法移民一般就躲到周边的城市，或者城市监管的死角地带。广州是合法为主，佛山是非法为主，这种情况不光广州有，北京也有，很多非法移民居住在望京。非法移民呈现大分散、小聚集的现状。

一到晚上，登峰宾馆门口人口攒动，这是大家认识朋友，交流信息的好地方。

在穗非洲黑人的“广州梦”能否延续下去，和经济有关。

2014年，中非贸易迎来历史新高，中国海关数据显示，2014年中国与非洲贸易额首次突破2200亿美元，同比增长5。5%。

但是2015年开始，基于非洲政治局势的动荡与石油价格的变化，中非间贸易额下降。很多非洲商人即使冒着违法的风险，也不愿意回国。

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。2016年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实际GDP增长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表现最弱的，这主要是因为占地区GDP整体规模一半以上的两个最大经济体——南非和尼日利亚的表现不佳。石油价格大幅下跌，是造成尼日利亚当时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因素。

2015年中国与非洲贸易额为1790亿美元，同比下滑19。2%；2016年中国与非洲贸易额为1491。2亿美元，同比下降16。6%。

从2014年广州政府公布的数据来看，在穗的非洲人数量明显减少。数据显示，2014年，广州市居住外国人士11。8万人，常住6个月以上有4。7万人，临时来穗7。1万人。其中来自非洲国家的占14%，约1。6万人。

广州公安提供的数据显示，2016年广州市公安机关查处的“三非”外国人占来穗外国人总数的0。11%，其中非洲国家人员仅占18。9%；以2015年为例，广州警方共查处的“三非”外国人仅约占外国人总数的0。15%，其中42。7%为疏忽大意造成的轻微非法居留（10日以内）。通过深入治理，在穗外国人“三非”问题持续好转，自2015年开始，“三非”问题查处总量连续2年下降，特别是2016年查处人数同比大幅减少20。7%。

界面新闻记者发现，虽然2016年在穗非洲人数量比2014年少了5000多人，但是在穗非洲人数量占在穗外国人数量比例不变，仍然是14%。

有专家分析称，这说明在穗的外国人数量整体在减少，并不单单是非洲黑人的减少，主要还是跟政府的签证政策与国内经济转型有关。

Felly告诉界面新闻记者，从2014年前后就有很多人离开中国去其他地方找商机。他也曾犹豫过要不要离开中国，回家乡重新开始。但最近发现情况又变了，“广州梦”仍可继续，“我晚上去登峰宾馆，发现最近突然又有不少非洲人来了。应该又有新的商机。”

梁玉成分析称，首先，整个非洲政治经济出现问题。在金融危机之后，由于非洲经济不景气，移民数量开始减少。其次，中国制造业成本上升，轻工业开始转型外移，许多非洲移民跟着产业的转移而转移。在多种原因的作用下，现在在穗非洲人最多不超过3万人（包括合法居留和非法居留）。

梁玉成说，目前若能使非洲移民问题可控，从中国对非洲战略层面来说，一带一路、国际化方面，都是有好处的。

“国内工业产能过剩，所以需要将过剩的产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输出。从这个层面上来说，我们需要非洲。另外非洲有我们所需的大量的原材料，将来也是我们的市场。”梁玉成说。